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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山宋窑盛衰考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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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潮州陶瓷业概述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潮州地域之有陶瓷器生产至晚可溯至唐代中叶,陶瓷盛烧阶段,应在北宋时期。其产品质量、产量、工艺、技术水平都居于两广地区前列。由于潮州地处岭东偏远之隅,文化发展落后于中原地区;地方志书又乏记载,传统史籍和有关专著更少涉及,因此,潮州陶瓷这颗明珠,便被埋没。

  事实上宋代的潮州,其文化经济之发展速度,已接近江淮、福建等地水平。据近期国内外考古发现,认为古代潮州陶瓷生产的历史地位,不次于全国其他各地,应当充分重视,认真研究,迅速还其“宋代岭南瓷都”本来面目,让它重放光彩。

二、笔架山宋窑繁盛史考

  潮州地域包括饶澄一带古瓷窑,皆属于潮州窑组成部分,其饮誉首推笔架山宋窑。史料介绍,昔年窑群数量甚多,毗连成片,规模不小,主要有城东窑区,从北段虎头印仔山向南延伸至磷溪缽仔山,长达3-4公里。笔架山窑区由于地处韩江东岸,故有“水东”、“溪东”之名,民间传说瓷窑99条,又有“百窑村”之称。经查证,一般中小型如笔架山1号窑、窑床长 24.71米,宽约2.85米,年产瓷件约20万只;10号巨型窑,俗称龙窑,长达80米 (国内少见),宽约3米,年产超过50万只,规模相当庞大。制瓷原料选用附近产地,得天独厚,驰名海内外的飞天燕瓷土,其氧化铁含量0.75%,低于江西景德镇,故其产品质坚细密,洁白纯美,耐火度高,适宜烧制高级精瓷器,远销海外日本、东南亚、南洋群岛各地。

  三、笔架山宋窑出土文物之考

  据《潮州日报》2004年10月13日黄挺的《宋代的笔架山潮州窑》一文介绍,“自1954年以来,先后发现笔架山宋窑共10条,编号列1-10号。其中建于山之北段和南段为1—3号,中段4-6号,中部的虎山7-9号,中部庄厝山为10号巨型龙窑”。从窑址位置分析,笔架山北段及中部,正好位于东湖桃坑所对的笔架山西背。文章提到1922年军阀混战,潮州驻军在城西羊皮冈挖掘战壕,及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8号窑出土之佛像及佛座的铭文中有北宋治平三年及熙宁二年(1066-1069),工区周明及“潮州水东窑甲弟子刘用同男刘扶,刘氏一家所造”等文字。饶宗颐教授在《潮州宋窑小记》文中指出:“笔架山地,当宋时许氏、刘氏两盛族住居于此,有‘山前许,山后刘’之目。印证民间传说的‘山前许驸马,山后刘龙图’之说不假也。”黄先生文称:“最可注意一节是引据《韩山许氏族谱》论说宋代笔架山窑衰落的原因,提出造佛像的刘姓窑工,当是笔架山桃坑刘氏族人的猜想。”1989年饶先生也曾对此猜想有过申述,把宋代潮州窑集中于笔架山,同附近瓷土的出产与刘姓巨族的聚居联系起来,这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盛衰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笔者借此抒点浅见,供参考。

  仔细查考《桃坑刘氏族谱》记载,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1、出土文物年代与刘氏族人聚居之差别:羊皮冈及8号窑出土的佛像座铭文所载之水东窑甲与桃坑刘氏古居年代挂不上钩。谱载桃坑刘氏最早来潮定居创祖者,为唐末五代后梁贞明三年(917)唐大理寺卿刘嵩在岭南遭害时,其子刘颖逃祸避居来潮,构庐桃坑传裔,为桃坑刘氏开墓祖。颖孙刘表(962-1025),《广东通志》引《海阳县志·郝志·卷六十二》载:“刘表,字时光,真宗咸平四年(1001)官大理寺评事”。桃坑奉为一世祖。表子刘默(?—1065,《广东通志》·卷六十六·选举表四)载:“刘默景祐三年(1036)丁丑科特奏题名,官拜文林郎化州推官。”公生年未详,终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七月初七日,此时正好出土文物所记(1066年)之前1年。此是可以信靠之证也。(见刘默墓碑)

  刘颖传下至第六代,才出刘龙图(1107—1150),与铭文相距80多年,他的上祖5代人都是单传独户,且多出仕为官,哪还有人建窑烧瓷?至刘龙图始有刘景兄弟两人,子孙开始繁衍,移居东津,始有巨族之称。从年代上推计,笔架山窑盛产之时,桃坑刘氏还是单传独户。至于铭文载“刘氏一家造”,恐非原始笔架山东背之桃坑刘氏,这是可以肯定的,是谓挂不上钩。

  2、特定地域不同之辨:铭文中的水东中窑之特定地域与桃坑刘氏古居所在不同。“水东中窑”位于笔架山中部位置,笔架山系南北走向,山脉可分为北、中、南三段。粗略以临韩江山坡划分:北段由虎头山至韩祠;中段由韩祠至糖厂;南段以泰佛殿向南一带。从二通铭文中均明确指明“水东中窑”字样,可能是特指笔架山中部位置。考现代发掘窑址,均在笔架山前(即许氏古居背后山坡)中段一带。而桃坑刘氏却在笔架山后东北部,从地理位置上讲有一定的距离。更主要的是山前与山后的区分。宋代“百窑村”的窑址,历来指在笔架山前。东面的东湖桃坑,刘颖诗称“韩背崖”(韩山之背)。《东湖胜概集》载:桃坑“刘允故居”、“提举刘景所也”。相传刘景封银青光禄大夫开国男爵,食邑三百户之粮山,昔年(抗日战争前)非刘姓不得在桃坑山葬墓,这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地域。“水东中窑”是特指居住中段的窑户,宋时“百窑村”是潮州经济的热点,从事窑工者,数以千、百计,刘姓同宗而不同支系者或有之。在铭文界定的历史时期,将居住水东笔架山从事窑工的刘姓,皆视为桃坑刘氏族人,似欠妥又据《家族史》:刘允三父子生卒年分别为:刘允(1078—1126)、刘昉(1107—1150)、刘景(1110-1163),三位年龄均在铭文之后。如果说,刘昉、刘景以后,房头分立,家族分化,后裔族人成为窑工,也在情理之中,但年期应在南宋之后,不能与出土文物所载的年代并论。

  回顾东津乡情及桃坑刘氏族史,宋季之后,除龙图公长房,数户宗子裔孙留居桃坑古祠傍守祠外,其余全部移居东津乡内,历来以务农为主,个别兼营烧贝灰、砖、瓦副业,从来未闻过有烧陶瓷者,亦未见有瓷窑遗址;村民农闲从事挑瓷土(白塗)至韩江落船,运往上河、赤凤、松水等地加工,制成瓷泥运回城西瓷厂制瓷。过去东津亦无瓷泥加工,清末民初,惟一外乡人在黄田山脚地名“水吼”办一小水碓,和一乡民在下津堤脚舂瓷土(白塗)(解放后始有机碓洗泥)。此情况清代以前长期如此,怎可说与宋窑衰落的原因联在一起。

  《桃坑刘氏族谱》详载:五世祖刘昉,生四子,皆出仕为官,居东津传裔者,至今已传至鸿辈32代。历代谱牒未见解放前有裔孙从事瓷工记载。明桂恭源礼云:“潮之有刘氏,自五代时讳颖者始”,此与上文所指之刘用、刘扶、刘育、刘满等同宗族人,不仅年代不符,世系亦不吻合,以此推之他们或许不是潮籍之外地人。

  四、笔架山宋窑衰落原因探索

  以笔架山窑群为中心的潮州宋窑,其盛衰时期,史界初步认为:“盛烧于北宋,迁移于南宋及宋元之交”。参见1958年9月广东省博物馆挖掘桃坑龟山南宋乾道八年(1172)安葬的刘景墓,清理出随葬品十二件,其中包括有暗花白瓷碗,黑釉瓷碗,两个瓷碗不论造型、胎质、釉色都与宋代陶瓷窑遗址所出土者相同,相互引证,提供了断代的实物资料,足证该两瓷碗为北宋窑产物留下,引证南宋已经衰落。探其衰落主要原因为:

  其一,历遭天灾人祸,被逼息火停产。先昔韩江洪水,常年几度暴涨成灾,淹盖桥东堤围,笔架山瓷窑被困于一片汪洋之中,除虎头、观音岭、龙骨顶几段不受淹外,其余尽成泽国,村民窑户出入,必须绕道而行,且次数频繁。瓷窑原材燃料供应受阻,因是被逼停产,此谓之天灾。

  宋元之交,因战乱不已而迁移。笔架山位于潮州府城东面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城东郊区,受害最深。略举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八·征抚》:“南宋绍兴二年冬,虔州盗陈颙犯梅循二州,翌年正月陷潮州。”又载:“同年海盗黎盛犯潮州,焚民居,盛甫去他寇旋起”。尤以元兵铁骑,饮马韩江,潮郡争战激烈。是时位于笔架山麓的瓷窑,自然难避其祸,不得不迁移他处逃生。《潮州宋瓷小记》云:“水东瓷业或因此而中落欤?”

  宋代时期,分散的个体窑户,无力顶住天灾人祸,急寻安身之所。上文从熙宁年间之水东窑甲刘用、刘扶亡后,新妇陈十五娘带同幼儿刘育迁家住云梯冈下(今属枫溪)落户,复业,此其例也。

  其二,北宋潮州陶瓷产品多靠外销,对航道和港口,依赖很大。而南宋以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变迁,东溪成为韩江的排洪干道,凤岭港的自然优势丧失,港口逐渐废弃,这个客观条件消失,导致笔架山窑群难以重兴复产,从而移向城西枫溪、长美、古巷等地,为“南国瓷都”再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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